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关于美育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美。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经很通俗地通过一棵松树来表述这一问题。他说，真、善、美就像人们对待松树的三种态度：科学家从植物学的角度去阐释它，这是“真”的态度；商人从木材角度来看松树的用途和市场价值，这是“善”的态度；画家只注重松树的形态，以及这形态给心灵造成的反应，这是“美”的态度。艺术家的审美态度，是纯精神性的，非功利的。或者说美是非功利的，但“美育”却有功能性要求。那么，怎么对看待“美”与“美育”两者的关系呢？真、善、美既然是人类面对自然的三种不同角度，三者各有自己的属性和分工，然而这三种态度既是各自独立的，也是相互关联的。美育主要是美（精神性）与善（实用性）的结合体，是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的有机融合，通过审美的途径来实现美育的功能性。

拿中国美术史的例证（这里仅列举古长安地区的美术史例证）来说：

蓝田猿人（距今100万年）、大荔人（距今10万年）、半坡（距今6000多年）等史前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石器，当我们按时序把这些石器标本排列起来，就呈现出一种发展演进的趋势：从最初的粗糙无序形状，逐渐向着规整有序形状的方向发展，即所谓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的演进趋势。新石器的对称感、规整的圆形钻孔、磨得很光洁的表面和很直的边棱等，皆出于好看（审美）目的。可是，先民们要付出怎样的劳动代价才能磨制出这些形状呢？一件精心磨制的新石器与打制石器相比，在实用功能上能有多大提高呢？为什么仅仅为了“好看”而将坚硬的石块打磨成一件中规中矩的实用工具而付出过多的劳动代价？因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类创造的石器工具越有秩序感，人的自足意识越能得到满足。人在脱离动物界以后，这种非功利性的纯精神性的审美追求，曾经是推动人其所以成为人的强劲动力。石器经过上百万年的发展进化，到了它的终结阶段发生了升华，即“玉”的出现——所谓“石之美者”。虽然在早期很多玉器仍然制作成石器工具的形态，但是其实用性已经或者彻底消失了。你看那些大而薄的石铲石戉之类，已经发展为礼器，精神性（包括审美精神与神鬼天地等社会精神）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远古美育活动的载体。

半坡彩陶所涉及的仰韶文化遗物也是以器型、图画等审美形式来呈现的原始崇拜观念和实用性功能的综合产物。

先秦青铜器作为礼器，是因为当时的战争、祭祀活动都是国之大事（“祀与戎，国之大事”），也是美与善的融合。

秦始皇陵兵马俑既是“秦王扫六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形象展现，也是从商周、春秋战国到秦代在艺术审美形态上演进的结果——从神性向人性演进的具体体现。作为雕塑，商周青铜尊等人物或动物身上的神性在秦兵马俑的身上已被褪去，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人的世界。这个过程很像若干世纪之后才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发生的从神性到人性发展的人文主义运动。

汉代建立，萧何初创未央宫，规模壮丽恢弘，令刘邦大为光火，非常生气地责问萧何：天下初定，经过长期战乱，国力贫弱，为什么铺张浪费？萧何解释说：不是为了壮丽而壮丽，而是为了“壮威”，不仅现在要把宫室修得壮丽，而且还要让后世不能超过。这就是建筑的“壮丽”之美与其“壮威”的功能性之间的美育关联，是美与善的统一。

霍去病墓石刻既有《马踏匈奴》这样具有典型的社会性主题，展现美育功能的作品，更有《跃马》《臥牛》《伏虎》《怪兽吃羊》《野人抱熊》等没有宏大主题，而是通过深沉雄大的审美品性来传递中国农耕文化上升期深沉雄大的时代气息。日本美术理论家河北伦明曾由这些汉代石刻而深发感慨，认为日本岛国艺术尽管可以做得很精致，但是绝没有汉代艺术的宏大气魄与精神力度。

敦煌壁画是艺术美的形态与宗教内涵相融合的产物，我们很多人尽管不信教，但到敦煌时依然受到感动，是因为感受到了它的形式之美。

以上案例几乎没有一件是为艺术而创造的，都是非以艺术为目的的艺术。这些无艺术目的的艺术品，或曰为了不同时代的美育功能而完全按照艺术规律而创造出来的，营造了中华美育精神强大的传统根系。

当然，我们对历史传统的继承要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这从上世纪的五四新文化思潮就已经开始，直到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更加明确了这种指向。古人把它归为“文以载道”，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其中的“文”就是美，是为“载道”服务的，把“美”置于“善”的从属地位，而与“寓教于乐”颇为相似。毛主席就曾直接提出“革命的功利主义”，明确强调“文艺是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同时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即善与美的统一。此后，“长安画派”的石鲁试图将延安文艺思想与诗的境界合二而一，一方面是革命的重大题材，另一方面追求诗的艺术表达，如他的国画作品《转战陕北》，运用古典诗歌的比、兴手法，一方面把革命领袖比喻为延安宝塔山，另一方面通过画面中的两三个人而暗示隐没在山凹的千军万马，巧妙地表达领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宏伟气概。这是以美的思维面对善的功能性问题，即革命历史题材的主题问题。

当然还有刘文西先生的许多革命领袖和陕北人民题材类作品。

以上我罗列了古代到近现代的审美与美育功能的若干例证，意在说明传统的深厚与强大，这是我们的传统与主根，它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好当下的美育工作。

美和善的融合问题，美育与德育的有机融合问题既不能偏颇，也不能失教，这是美术学院教育的责任。美育教育要兼顾审美情感与道义情感的双重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不少漏洞和欠缺，一件艺术作品光喊政治口号不行，艺术不感人也不行，两者不能偏颇。